1979年1月，在《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努力下，在共青团中央的支持下，顾志成在1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的内刊《青运情况》上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波及全国的冤案。这一来局势有了明确的转机。

1979年1月12日，顾志成从北京给李海初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中央已认定这是冤案，并很快会通知湖南处理，最近两天湖南会收到中央的指示……”

三天以后，也就是1979年的1月15日，湖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通知，不得不立即批示“放人”。

1979年1月18日下午，病弱的弓长扬终于走出了阴暗的监牢，据给他做检查的医生说：弓长扬在狱中长期挨饿，又经历过长达14天的绝食、52天的感冒，他患有极度的营养不良，再加上刑罚和精神上的折磨，身体已非常衰弱，如果再在监狱中关一个月，就是把花佗请来，也无药可治了。”

弓长扬平反后，又被《中国青年报》接到北京修改《第二次握手》，随后报社每天用4分之一版面的大篇幅进行连载，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随着弓长扬的平反，各地因传抄弓长扬手抄本而受处分、被开除团籍、甚至被关监狱的上千名青年也陆续得到了平反。后来弓长扬当上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省政协委员。几年前，他从北京回到了曾经插队的浏阳，潜心于新的创作。感谢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营养液的小天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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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虎皮做大旗

一直到进了手术间,那几个外国人还在好奇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感觉好像有什么纠纷。

中方提供的翻译倒是反应极快,她保持诚恳而亲切的笑容：“这位大夫在这里很有名，也很受我们的社员欢迎。患者心急想插队,被我们的大夫阻止了。”

余秋也保持微笑，直接给病人下了诊断：“他有点儿小问题，心理压力太大，我说这件事情不着急,让他可以再等等。毕竟术后恢复需要时间，心理关也得自己过。”

说话间的功夫，术前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

护士清点完器械，余秋坐在手术床尾开始进行操作。

这位病人是因为反复流产求诊时意外被发现子宮纵隔,穆教授先前将她介绍来红星公社卫生院。

刚好当时她还有一个礼拜来例假，所以余秋没有立刻给她做手术，而是完善了个宮腔镜检查明确是完全子宮纵膈的诊断，就让她等例假干净了三天再过来。

这一前一后的时间差，恰巧让她成了最合适的宮腔镜手术的人选。

余秋给她跟家属示范的手术过程，确保参观手术的人不会看到她隐私部位之后，患者跟家属同意成为这台示范刀的主角。

签字结束之后，余秋拿着病历出去以后是执行医嘱,却无意间听到了患者丈夫在跟妻子小声嘀咕：“有洋人看的!大夫肯定做得特别,一点儿纰漏都不敢出。”

她听的无比唏嘘,最后也只能是缓缓的一声长叹。

其实任何时候医生都不敢出纰漏,否则一旦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出了纰漏,那她肯定吃不了兜子走啊。

手术开始了，整个手术室都静悄悄的，只有机械操作发出的滋滋声。时间一格一格地往前跑，所有人都静声屏气，等待着纵隔被切掉。

比起双子宮融合术，子宮纵隔切除的手术要简单多了，这就相当于两间房一堵墙，两间屋子都太小了，想做成个大通房，那就直接打断墙。

余秋全神贯注地操作着，抓着熟悉的手术器械，她一颗心渐渐安定下来。这才是她最熟悉的战场，也是她最愿意待着的地方。

大夫的智慧用在医学范围之外，其实是种悲哀。

与心平气和的余秋相反，手术室外头的廖主任一颗心真是七上八下。

他满脸通红，整个人跟煮熟了的虾子似的。明明已经到了10月下旬，后天就是霜降了，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他却满头大汗，跟从水里头捞出来的一样。那淋漓的汗水也不知道究竟是跑的还是急的。

然而即便他态度如此之积极，从下了船之后便一路狂奔，却仍然没有得到领导的好脸色。

那中年男人脸挂得老长，低声严厉呵斥：“你是怎么搞的？这乱七八糟的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一点儿数都没有!”

这是很重要的国际友人，随着总统访华，而后又应邀留下来参观的重要人物。

假如不是因为他们在参观医科大学的时候，恰好看到了腹腔镜以及断指再造术的纪录片，产生了兴趣，他也不想让这些外国人跑到乡下来。

结果江县居然还不争气，闹得鸡飞狗跳的，成何体统。

外头的那个什么狗屁调查组还在上蹦下跳，调查了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居然连野猪下山的责任能算到赤脚医生头上，当她是兽医吗？哦不，兽医她也不能解决发狂的野猪呀。当她是马戏团的吗？可他也没见过哪个马戏团训练野猪。

乱七八糟不知所谓，这种所谓的调查结论能拿出去见人吗？真是连撒谎都撒不出水平来。

还有前头的这些群众，一个个都围过来喊青天大老爷，要给小秋大夫抱冤屈。

一堆人凑在一块儿签名的按手印的，那长长的连在一起的跟奏折似的东西，什么样的纸都有，全是社员保小秋大夫。

他们没听过这样的道理，明明没瞧看到一个人做坏事，却偏要为了完成什么任务，非得说她行了恶。

这事情他们不接受，所以他们必须得说清楚。

中年男人被这么多老百姓围着，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简直脑袋瓜子都要炸了。

他不能对着普通社员发火，就只能将怒气撒在领导头上。廖主任既然是江县的当家人，出了事情当然得他头一个担责任。

廖主任也满脸委屈：“我当然晓得小秋大夫是个正派人，她跟她教授爸爸自愿下乡，扎根农村一心一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父女不仅看病还帮忙培养农村医疗卫生人才，一分钱的学费都不收不说，又拼命节衣缩食省钱给学生们油印教材。

你说这样子不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还要怎么服务？可是人啊，做的越多越容易被抓住小辫子。

小秋大夫编教材给学生上课用，他们就说她是搞非法出版。这又不是什么手抄本，又没什么坏东西。编成小故事也是因为学生的文化水平普遍不行，用大学教授上课的那一套讲不清楚，这叫因材施教啊。”

中年男人惊诧莫名：“就为了这点事情？”

廖主任满脸苦恼，压低声音道：“你也觉得奇怪不是？这话我不该说，可我总觉得他们是因为前头大学招生的事情不敢得罪刺儿头又心里头不痛快，专门柿子捡软的捏。小秋大夫一天工没缺，可人家就是能考第一名啊。大学没得上，人家也没说过一句话，就是这样，这些人还是气不顺。”

他杂七杂八诉了半天苦，从头到尾都愁眉苦脸。

那中年男人却只盯着他：“你别光把责任推给旁人，江县是你的地盘。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责任首先在你。他们瞎胡闹，你不晓得拦着呀。这些什么狗屁的调查材料赶紧给我烧掉，要是叫国际友人看到了，谁丢得起这个人？”

廖主任两条眉毛撇成了八字形，简直就是苦瓜脸：“我哪里不想拦着呀，一开始部队过来要人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我们地方上的事。结果他们连我一并抓了，您电话打过去要我过来的时候，我还在写检查呢。非得讲我搞农交会是走白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