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一共一百九十五万军队，“有七十七万五千人来包围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护国民党，以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战斗在敌后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国民党军队早就被打垮了。军队是需要改组，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就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赫尔利认为的话不公平，他说蒋介石抗战八年，是他周围的分子利用了他。但是赫尔利依旧认为，关于他带来的那份文件是有沟通的可能的，他请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表示，赞成第一条，把第三条放在第二条之前，建议加上联合政府的条款：“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强调增加的这一条款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与其他党派平等的一员。

赫尔利以他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赫尔利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先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陪同去见蒋介石，并以“美国的国格”担保在与蒋介石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可以肯定地说，对经过修改的方案在蒋介石那里获得认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因此，他问赫尔利：“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是否会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说，有赫尔利将军见证，如果蒋先生拒不签字，将军就可以明确地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毛同意了，蒋不同意”。这时，赫尔利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赫尔利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说：“当然在重庆。”

美国式的天真

毋庸讳言，美国政府做出的主动接近的姿态，确实给中国人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希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尽管终生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

赫尔利带着美国式的天真回重庆去了。

没有想到，首先给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一九四五年残冬时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雅尔塔。当时，盟军对日作战的大势是：在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战局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罗斯福甚至接到过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联盟战争的信函。――而一旦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将上百万军队投入英美对日战场，那么，在美军以巨大代价征战的太平洋战区和仍让英军处在噩梦中的印缅战区，战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到雅尔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斯大林出兵，直接打击中国本土上的日军，以减轻盟军在亚洲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推进整个战争的迅速结束。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

果然，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包括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和南满哈尔滨经长春至旅顺铁路。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与苏联。

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

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与苏联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人心情更为复杂。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来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层斑驳的绿色，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这个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公开发表的文件，明确表述了中国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就在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八个集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和延安的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国民党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历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十年前，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